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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与半知

  
  毫无疑问,这些理由都成立。但它们又都不足以说明一个简单至极的问题,这就是:史料真的是历史学家的工具吗?固然,史料停留在现在之此岸,历史实际消失于过去之彼岸。这都不错。但此岸之史料何以就能通达彼岸之历史呢?史料何以可能有此穿越时间隧道的特殊功能呢?也许人们会说史料里面保存和记录了过去的历史信息,故而,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明悉历史。但这种说法仅仅是耳食之论,缺乏严密的分析和细致的推敲。

   因为,史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它本身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既定的单纯的存在,它无法主动向历史学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它本身尚需要历史学利用某种工具(理论、方法、概念)来对之予以解读和阐释。也就是说,史料不是作为工具而被历史学所使用,而是作为对象而被工具所运用。只有确认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乎历史学的实际价值和内在限度。在客观意义上,历史学所说的一切大体上都不超出史料的范围之外。历史学所说的一切都是史料本身早已规定好的内容。正因如此,历史学所提供出来的所有结论、观点、知识,便只能在史料范围内加以证实,也只能在史料的范围内有效,也只能通过史料来加以验证。别的方式都不行。这可以说是史料施加给历史学的先天规定。历史学无法超越这个限定。这个限定意味着史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对历史学的可能性有一个现实的约束。

——雷戈:重构史料观《重庆社会科学》2007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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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安静 于 2016-2-10 19:23 发表

关于档案的本质属性的疑惑
档案的本质属性有说是原始记录性,也有说备以查考性。个人突然有一疑惑不论是原始记录性或是备以查考性,很多其他的事物也具有此类性质,那么档案与其它事物比较而言其独一无二的性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属性是否应该是它的独一无二的性质呢?

请各位大虾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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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书签:关于记忆研究

常识的转向

新京报:您提到,记忆研究的兴起是对抗历史书写,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启的呢?

孙江:所谓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培根(Francis Bacon)说,图像记录过去,不具生产性;文字内涵精神,可使旧思想萌发新芽。

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到任何信息。

“链接性转向”使得固有的文化结构和学科常识正在崩坏。文字是通过视觉记号将语言符号化,而历史留下的“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分别占据了对立的两极。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符号化的文本是某个时代意识的表象,带有所属时代的偏颇和自我欺瞒。而痕迹是间接性的信息,可以证明没有固化的时代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受到检阅,未曾伪装。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链接性转向”时代,需要发现文字/文本之内与之外的痕迹。

面对不断重复再生产、食之而不得下咽的“历史”,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Hens),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是的,当知识和学识不再是写作的目的,文字(letter)即垃圾(litter),印刷物(Druck)如排泄物(Dreck)。

——对话孙江 一分钟的沉默,也是记忆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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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知非真知”, 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印证了从档案信息观、档案知识观到档案记忆观的理论内生动力。尽管档案的记忆属性不言自明, 但对其的深层解读直至最近二三十年才姗姗来迟。正是对以往隐而未显的社会情境、权力、认同等各种因素的揭示, 赋予了档案与档案工作实践新的内涵与意义。

——探寻意义:档案记忆观的学术脉络与研究图景 丁华东; 张燕 档案学研究 2018-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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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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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纵横谈:科学的定义

“科学”作为词汇或术语,出现并广泛用于16世纪。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首先意识到科学及其方法的意义。他提出科学的目的在于,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命运。他试图明确:现代科学方法论;科学发展的方向;科学的动力和精神。

科学至今,没有世人公认的定义。英国“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认为,无法给予科学以适合的定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科学业已改变性质,具有无比丰富的含义。

然而我却认为:无论科学的范畴多么广泛;不管科学的性质如何改变;它获得了多么高的地位和声誉;它面临多少愈来愈复杂的难题;
明确科学的概念和定义,对于科学都十分有益,尽管一些定义,绝非完善和全面,尚有见仁见智的诸多分歧。

事实上, 人们一直在思索科学的含义,从简单到复杂,试图给出科学的定义:
(1)科学是人类理性认识所获得的知识体系;
(2)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
(3)科学是根据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通过逻辑推理所得出的,
可以验证的结论和理论的知识体系;
(4)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
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
根据以上科学的定义,我们不难加以概括:科学是人类观察和研究宇宙大自然的客观事物,经过逻辑推理所获得的理性认识、结论和理论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既然科学十分复杂,那就必须分门别类,使科学层次化和系统化。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认知思维科学;以及总括和贯穿于,上述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
按照客观对象,科学实践的不同联系,可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科学来源于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科学从20世纪加速发展以来,科学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
改善这人们“生老病死”的处境,提高着人们“衣食住行”的质量。
不言而喻,科学的发展与作用,也受到社会的反作用,受到人文社会条件的制约。
然而无论如何应当乐观,现代科学正沿着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结合和综合的方向发展。 最近英国科学委员会,提出一个科学的新定义:“科学是以日常现象为基础,用系统的方法对知识的追求、对大自然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的理解。”

为什么要对科学作新的定义呢?该科学委员会的高层迪安娜·卡安哈姆说:“对‘科学’的新定义,有利于人们分清什么是真科学,什么是伪科学。”
那么如何理解这个“科学”的定义呢?英国皇家学院科技史教授戴维·伊格顿说了两点:“其一,这个定义说明了科学是追求,是行动,与创造新知识有关,但不是创造新知识本身。科学是一种研究,但科学的定义还应说到知识的本质,而不应只谈及创造知识的意义。其二,对‘科学’的定义还应包括历史研究和新闻学,因为科学是离不开人文科学的。”
英国哲学家AC·格雷琳说:“因为‘科学’涵盖的领域很广,所以对它的定义也应很宽泛,需要说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也要说到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用到‘系统’和‘现象’这样的词语,我觉得这个定义下得很好。”
应当指出,这个新的科学定义,虽说它看似了无新意,但通过相关人士的说明,我们却比较清醒:这个新的科学定义,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科学应当涵盖,它所离不开的诸多人文学。这涉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争论。该定义能否结束这场争论,
两种文化是继续冷战,还是促使“大科学”的出现。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摘自:
https://club.kdnet.net/dispbbs.a ... oardid=2&read=1
相关链接:
科学(哲学)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3&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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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斐德罗篇》①中,苏格拉底所讲述的塞乌斯神话是这样开始的:

  听说在埃及的瑙克拉提附近,住着埃及的一个发明神,他的名字叫塞乌斯。他发明了数目,算术,几何,天文;尤其重要的是,他发明了文字。当时全埃及都受萨姆斯统治,他住在上埃及的一个大城市里,希腊人把这个城市叫做埃及的底比斯。萨姆斯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太阳神阿蒙。塞乌斯晋见他的时候,向他呈现了他的各种发明,并劝说他希望把他的各种发明推广到全埃及。于是,萨姆斯便一一问明了各种发明的用处,听到塞乌斯的说明,觉得好的就加以褒扬,觉得坏的就加以贬斥。轮到文字的时候,塞乌斯说:“殿下,要是这件发明得到推广,埃及人的智慧肯定会得到增长,记忆也会得到提高我的发明是医治智慧和记忆的pharmakon(秘诀)!”
  但是萨姆斯却说:“技艺高超的发明之王塞乌斯啊,能发明一种技术的是一个人,能权衡应用那种技术的利弊的却是另一个人。现在你作为文字的发明之父,由于笃爱儿子的缘故,把文字的功用恰恰给说反了!要是真如你所说的那样,这件发明得到推广,人们就将不再努力记忆,反而更加善忘了。他们将信任写出来的文字,仅凭外在的标记想起,而不凭内在的铭刻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剂pharmakon(药),只能医治想起,不能医治回忆。至于你通过文字让学生们学习的东西,那只是真实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本身。因为借助文字,好像无须教诲,人们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像无所不晓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不仅如此,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明智,这样的人还会遭人嫌弃。”②

——戴登云:解构理论的“始基”及其重建——重新反思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关系.《当代文坛》 , 2012 (3) :51-59
参见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age%3D1&page=25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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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但是“唯物”和“历史”的,同时还是“哲学”的。
  ……
  所以,新唯物主义就是改变世界、成为现实的新哲学,它是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是“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统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区别于思辨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实践哲学,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白钢: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新”在哪里?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转摘自:
http://myy.cass.cn/mkszyjbyl/201604/t20160414_2967751.shtml
参见: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extra=&page=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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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史学家所说的“真实”或“事实”是什么呢?不论中国还是欧洲,传统历史学家并不像哲学家那样细致而系统地考究这两个词汇所蕴含的意义。波特(G.R.Potter)描述史学家理解的“事实”(fact):“几乎众所周知的是,这种事实不是幻想和理论,最常用来修饰它们的形容词是‘确切的’。不管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它们应该是真的(real)。”⑦这种叙述本身就是套套逻辑。

——马俊亚:史实的构建:历史真理与理性差序 《历史研究》2016年02期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1&page=2
下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1&p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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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历史职业如同熊彼特所说的,是一种 “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④ 另一方面,史学与经济发展不同,史学所要还原的过去,又是一种寻旧式的恢复过程。更加准确地复原或解释了过去,在某种意义上不亚于创新,也可能更接近于真理,这是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地方。就上述意义而言,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并没有过时,相反,应通过多学科的对话和融合,促进其规范的严谨性。
④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6页。实际上,这一被中外经济学家们奉为经典、早已引滥的论述,却并非熊彼特的原创,而是来自恩格斯极为系统的论述:“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08页)

——马俊亚:史实的构建:历史真理与理性差序 《历史研究》2016年02期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hread.php?tid=12586&page=19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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