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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学者的必备品质

  
  一、联大精神:坚毅民族精神与学术自由意志的高度凝聚

  七十年前,一群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生存和抗战事业的师生,“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在艰苦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克服困难,坚持办学,以挥汗如雨、联袂为云之志建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唱响不辍弦歌,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精神圣地。在其办学不满九年的时间里,虽然条件颇为简陋、生活极其艰苦,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其卓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在科学、出版、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各个领域有卓越成就的校友不胜枚举,培养了大批蜚声中外的民族精英和国之栋梁,可谓学术勃兴、群星璀璨,其中包括最为熟知的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叶笃正、刘东生)、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郭永怀、屠守锷、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以及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为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七十载风雨过尽,诞生于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倏忽已成历史陈迹,然其精神丰碑永驻,流风余韵犹存,堪为当代大学之典范。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传统与西方先进思想理念的相互激荡中,中华民族精神与学术自由意志高度凝聚得以形成的“独立”“自由”的联大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大学精神品质的形成,成为当代大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以至消逝了70多年,还是让人每每提及便充满敬意。这正彰显了这所大学核心精神的生命力之所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居当今之日,回望斯人昔年之语,不禁慨然。观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和精神之洪流,独立与自由精神宛如一首交响乐,辅之成之,难分轩轾,且千载传承,历久弥新,共为学术研究之要义。

  “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早在清朝末年,章太炎便提出了教育独立以力求摆脱清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自由发展。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世人皆知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训,殊不知还有一幅解释“刚毅坚卓”的对联:“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沈从文先生:“抗战条件简陋、艰苦,但联大八年培养出的杰出人才,却远超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杰出人才的总和,作何解释?”沈从文先生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诚然,联大的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尽融于联大教授们的仙风傲骨之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如此盛赞联大的独立、自由之风:“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自主;大学不能置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1](P22)。一言以蔽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当下,或许只有精神和思想的力量依然保留一丝余热,依然彰显出它的勃勃生机和璀璨光辉。正如18世纪英国大学的崛起,亦如19世纪德国大学的超越,更甚至20世纪美国大学的引领,其根本原因无不都是基于独立与自由精神根基上的大学办学思想、理念与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独立与自由精神犹如一方灯塔,任时代如何更迭却总能引领大学学子们扬帆济海,开疆辟地。

  二、“独立”“自由”:探究真理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将“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独立”“自由”精神却并非其所独创,而是于古文明中便开始孕育并作为一种时代精华而为历史所沉淀下来的沧海遗珠。在近现代的大学出现以前,中西方大学沿袭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发展路径的差异并未淹没精神相通这一共相。恰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一事,而精神又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梅贻琦《大学一解》)追溯大学精神之流,西洋也好,中邦也罢,虽然早期形态大学各异,但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依然闪烁着自由与独立之光。

  先说自由。“自由”不是近代的产物。就其萌芽、生长的条件而言,享有自由王国之美称的古希腊堪称“自由”之滥觞,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基础。但这种基于城邦制度以显示政体优越性的自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就学术精神而论,自由并非仅是古希腊的专利,每个文明国度的讲学论道、传播文化之所,都曾是自由的摇篮。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佳话而美名远播的古希腊阿卡德米学园,其自由学术精神以近乎信仰般的不可撼摇之势,使得“真理至上”作为一种学术信仰从此落地生根。缺少宗教和政治的控制,再加上得到鼓励的自由沉思和论辩,使阿卡德米学园开辟了纯粹为求知而求知的学理精神,形成了自由的学术传统。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以其自由思想、竞长论短、穷尽事理之风气也曾达一时之盛。稷下学宫各家各派平等共存,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相竞,不论规模大小,亦不关乎观点殊异,皆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发展、平等竞争。稷下先生们聚徒讲学、“不治而论”,各家各派互相争辩、诘难又不断分化、渗透和融合,各种学说在自由活跃的学术气氛中绸缪酝酿,终成百家争鸣之盛况。行文至此,便不得不说起一直为世人所敬仰称颂的中国古代书院精神,书院之自由精神比之稷下学宫有胜之而无不及。一批批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虽于僻静山林之处,却乐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虽在“燕闲清旷之地”,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自由讲学、抨击时弊的宽松文化氛围与皓首穷经、思想僵化的官学截然不同,成为孕育、滋养学术思潮的摇篮[2]。

  再说独立。欧洲大学自产生之日起,便为独立奋斗不息,抗争不止,斡旋于各种势力中央。欧洲所有古老大学,几乎没有哪一所能在力争独立自主的斗争之中置身事外。尚处于雏形阶段的巴黎大学,从一开始便卷入了这场为了争取独立权而进行的联合抗争。在整个欧洲教育皆为教会所控的“黑暗时代”,巴黎大学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学者荟萃之地和学术交流中心,无时无刻不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之下。游离于世俗王权和教权之间,使得巴黎大学争取独立的道路艰辛、坎坷且漫长。大学时而与教会势力斗,利用国王特许状反抗教会的控制;时而又与世俗势力斗,凭借教皇的保护反对王权和其他世俗势力。而我国早期形态的大学,其独立精神的“保卫战”比之欧洲近代意义大学的张扬与激烈则更显隐晦,主要体现为“道尊于势”的思想觉悟和“学人独立”的人格尊严。对于我国早期形态的大学而言,早期学者是独立精神保留传统血脉的筋络,是秉承独立精神气质的品格标签。以稷下学宫观之,以稷下先生为代表的早期学者毫无奴颜媚骨,于政治的枪林弹雨中保持思想独立和人格尊严,不迎合君主的喜好而发表媚主之言论,他们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以“学人独立”之姿态将“道尊于势”作为毕生理想,孜孜以求之。再以书院观之,始于“燕闲清旷之地”的书院自始至终以其独立的姿态和强烈的个性立于官学的对立面,既是对太学利禄纨绔之风的排遣,亦是对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张扬,将“志于学”者的不媚俗不附丽的独立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早年涂又光先生也曾对书院之兴起做过深刻分析,并将书院看做是忠于学术和高等教育的人士于科举入侵和利禄污染之际而做出的行为选择。然不管是出于怎样的无奈,凡此独立之精神,却使大学始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于狂风骤雨来临之际持桨掌舵、迎风破浪,挂百丈云帆、济千里沧海。

——刘赞英 李文文 :西南联大精神的历史沉淀及其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当代价值 《大学教育科学》2016年第05期
全文摘要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mp;extra=#pid48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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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联大精神:坚毅民族精神与学术自由意志的高度凝聚

  七十年前,一群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生存和抗战事业的师生,“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在艰苦的条件下因陋就简,克服困难,坚持办学,以挥汗如雨、联袂为云之志建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唱响不辍弦歌,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精神圣地。在其办学不满九年的时间里,虽然条件颇为简陋、生活极其艰苦,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其卓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在科学、出版、文学艺术、教育、新闻等各个领域有卓越成就的校友不胜枚举,培养了大批蜚声中外的民族精英和国之栋梁,可谓学术勃兴、群星璀璨,其中包括最为熟知的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叶笃正、刘东生)、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郭永怀、屠守锷、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以及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为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七十载风雨过尽,诞生于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倏忽已成历史陈迹,然其精神丰碑永驻,流风余韵犹存,堪为当代大学之典范。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传统与西方先进思想理念的相互激荡中,中华民族精神与学术自由意志高度凝聚得以形成的“独立”“自由”的联大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大学精神品质的形成,成为当代大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以至消逝了70多年,还是让人每每提及便充满敬意。这正彰显了这所大学核心精神的生命力之所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居当今之日,回望斯人昔年之语,不禁慨然。观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和精神之洪流,独立与自由精神宛如一首交响乐,辅之成之,难分轩轾,且千载传承,历久弥新,共为学术研究之要义。

  “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早在清朝末年,章太炎便提出了教育独立以力求摆脱清政府对高等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自由发展。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世人皆知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为训,殊不知还有一幅解释“刚毅坚卓”的对联:“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沈从文先生:“抗战条件简陋、艰苦,但联大八年培养出的杰出人才,却远超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杰出人才的总和,作何解释?”沈从文先生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诚然,联大的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尽融于联大教授们的仙风傲骨之中。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中,冯友兰先生如此盛赞联大的独立、自由之风:“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自主;大学不能置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1](P22)。一言以蔽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当下,或许只有精神和思想的力量依然保留一丝余热,依然彰显出它的勃勃生机和璀璨光辉。正如18世纪英国大学的崛起,亦如19世纪德国大学的超越,更甚至20世纪美国大学的引领,其根本原因无不都是基于独立与自由精神根基上的大学办学思想、理念与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独立与自由精神犹如一方灯塔,任时代如何更迭却总能引领大学学子们扬帆济海,开疆辟地。

  二、“独立”“自由”:探究真理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们将“独立”“自由”的大学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独立”“自由”精神却并非其所独创,而是于古文明中便开始孕育并作为一种时代精华而为历史所沉淀下来的沧海遗珠。在近现代的大学出现以前,中西方大学沿袭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发展路径的差异并未淹没精神相通这一共相。恰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一事,而精神又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梅贻琦《大学一解》)追溯大学精神之流,西洋也好,中邦也罢,虽然早期形态大学各异,但其精神内核却一脉相承,依然闪烁着自由与独立之光。

  先说自由。“自由”不是近代的产物。就其萌芽、生长的条件而言,享有自由王国之美称的古希腊堪称“自由”之滥觞,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基础。但这种基于城邦制度以显示政体优越性的自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就学术精神而论,自由并非仅是古希腊的专利,每个文明国度的讲学论道、传播文化之所,都曾是自由的摇篮。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佳话而美名远播的古希腊阿卡德米学园,其自由学术精神以近乎信仰般的不可撼摇之势,使得“真理至上”作为一种学术信仰从此落地生根。缺少宗教和政治的控制,再加上得到鼓励的自由沉思和论辩,使阿卡德米学园开辟了纯粹为求知而求知的学理精神,形成了自由的学术传统。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以其自由思想、竞长论短、穷尽事理之风气也曾达一时之盛。稷下学宫各家各派平等共存,兼容百家之学,多元思想并立相竞,不论规模大小,亦不关乎观点殊异,皆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发展、平等竞争。稷下先生们聚徒讲学、“不治而论”,各家各派互相争辩、诘难又不断分化、渗透和融合,各种学说在自由活跃的学术气氛中绸缪酝酿,终成百家争鸣之盛况。行文至此,便不得不说起一直为世人所敬仰称颂的中国古代书院精神,书院之自由精神比之稷下学宫有胜之而无不及。一批批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虽于僻静山林之处,却乐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虽在“燕闲清旷之地”,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自由讲学、抨击时弊的宽松文化氛围与皓首穷经、思想僵化的官学截然不同,成为孕育、滋养学术思潮的摇篮[2]。

  再说独立。欧洲大学自产生之日起,便为独立奋斗不息,抗争不止,斡旋于各种势力中央。欧洲所有古老大学,几乎没有哪一所能在力争独立自主的斗争之中置身事外。尚处于雏形阶段的巴黎大学,从一开始便卷入了这场为了争取独立权而进行的联合抗争。在整个欧洲教育皆为教会所控的“黑暗时代”,巴黎大学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学者荟萃之地和学术交流中心,无时无刻不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之下。游离于世俗王权和教权之间,使得巴黎大学争取独立的道路艰辛、坎坷且漫长。大学时而与教会势力斗,利用国王特许状反抗教会的控制;时而又与世俗势力斗,凭借教皇的保护反对王权和其他世俗势力。而我国早期形态的大学,其独立精神的“保卫战”比之欧洲近代意义大学的张扬与激烈则更显隐晦,主要体现为“道尊于势”的思想觉悟和“学人独立”的人格尊严。对于我国早期形态的大学而言,早期学者是独立精神保留传统血脉的筋络,是秉承独立精神气质的品格标签。以稷下学宫观之,以稷下先生为代表的早期学者毫无奴颜媚骨,于政治的枪林弹雨中保持思想独立和人格尊严,不迎合君主的喜好而发表媚主之言论,他们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以“学人独立”之姿态将“道尊于势”作为毕生理想,孜孜以求之。再以书院观之,始于“燕闲清旷之地”的书院自始至终以其独立的姿态和强烈的个性立于官学的对立面,既是对太学利禄纨绔之风的排遣,亦是对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张扬,将“志于学”者的不媚俗不附丽的独立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早年涂又光先生也曾对书院之兴起做过深刻分析,并将书院看做是忠于学术和高等教育的人士于科举入侵和利禄污染之际而做出的行为选择。然不管是出于怎样的无奈,凡此独立之精神,却使大学始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于狂风骤雨来临之际持桨掌舵、迎风破浪,挂百丈云帆、济千里沧海。

——刘赞英 李文文 :西南联大精神的历史沉淀及其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当代价值 《大学教育科学》201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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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师应该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他本身研究的对象十分博大精深,超过同辈人;还有一种大师,我觉得是更基本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开一代学术风气。不是要求他之后的人都沿着他开拓的疆域路子走,而是以他的人格品德学风,来启发整个一代人,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程千帆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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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又有更新了
热爱生活,是一种态度,不必在乎形式。
http://hexun.com/y3h3h31358/defau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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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54# y3h3h31358 的帖子

  
  热爱生活,是一种态度,不必在乎形式
——如:爱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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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前,雅克·德里达离开了我们,留下巨大的悲痛、无名的轰响与无限的寂静。他走了,留下那篇充满痛苦与热爱的遗言,留下了一系列的专号、书籍,留下了许多来年的计划和允诺,还留下了《纽约时报》上那种公开与暗地里的怨恨与诋毁。他走了,像凡人一样走完了他有限的七十四年生命,那些照片,那些录音,那些纪念文字,所有他留下的印迹都在告诉我们,那双不安的眼睛,那个不停思考的大脑,那双不断写作的手,那个有时沙哑却不知疲倦的声音永远不再,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七楼不会再亮起他办公室的灯光,Raspail 105号阶梯教室外不再能停泊他那辆白色的小雷诺,Balzar咖啡馆不再弥漫他留下的烟灰遗香。他走了,走得匆忙,可是他留下了远远超越他肉身的巨大财产,一笔无价的精神遗产,面对它,赞成和反对他的人都将无法简化也无法回避。

  德里达辞世的当天是星期六,法国周末没有报纸,所有电视台都在周六的晚间新闻中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法国文化”电台在周末的两天中不断地重播着他的讲话录音,他作品的片段。周一《解放报》头版全版照片上写着“解构者德里达:以解构概念闻名于世,国外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周六逝世,享年七十四岁”,纪念文章占用了七个版面。《费加罗报》用了两版,标题为《德里达:让美国人爱上哲学的人》,显然有点天真的自大。中午出版的《世界报》出了十个版面的专号,头版左上方的介绍标题比较中性:《德里达之死》。十月十四日出版的《新观察家》周刊在“事件”栏中发表了三篇文字:《德里达传递的信息》、《一种激进思想的五个关键词》、《最后的马翰(即新异教犹太人,中世纪西班牙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

  正在中国为法国文化年揭幕的希拉克总统发出唁电说:“由于德里达,法国为世界贡献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我们时代知识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总理拉法兰说:“他是一个深入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人。”社会党书记布飞说:“这个不知疲倦的思想者,以他拒绝让步的写作不断带给我们观看这个世界,观照哲学的崭新视角。他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对价值的承担,使他成为这一代哲学家的最后代表,他们不断质疑这个世界的进程,揭下它的种种面具”(《世界报》,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张宁:德里达的遗产
全文链接:
http://study.ccln.gov.cn/fenke/m ... z/magwyj/10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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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事例都充分证明,学术研究贵在创造,而创造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做出第一的、率先的和旷古绝伦的学术成果。因此学术奇迹只青睐有心人,他们应当是那些清心寡欲和安贫乐道的学人,只有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学术奇迹才会光顾你。如果有谁不愿意付出,那他就休想有收获;如果没有踽踽独行的毅力,也休想有品尝学术奇迹的人生况味!

——刘道玉 《光明日报》( 2017年03月28日 13版)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 ... b_20170328_1-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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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欧美社会学已经呈现了走向综合、深化创新的崭新趋势,其理论视野、概念框架、方法原则、价值取向和基本内容,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学相比,有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西方社会学的这种发展变化,十分值得当代中国社会学思考借鉴。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发展、复杂变迁时期,直面中国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学需要借鉴多种社会学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对十分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做出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才能形成既能深入实际又能理论创新的学术研究。对学者个人而言,可以针对个别的研究对象作出术有专攻的个性化研究,但对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而言,特别是对一个立足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矛盾复杂的大国的社会学学科而言,没有博采众长、吸纳百川的学术胸怀,不能在多种学术传统、学术流派和多样学术立场、方法原则的多元并存中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学术体系创新不过是天方夜谈。

——刘少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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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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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事实和真相之中感觉、观察、思考、理解和发现事实和真相的真学者和真哲学家……

——杨润根: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学者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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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b1b220100z8o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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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新闻史学者方汉奇教授在研究中对史料的挖掘不仅重视报刊文本本身,而且对相关的实物、现场、口述历史等方面的史料也相当重视和熟稔。在研究中,先生善于史料综合、印证和分析,做到“言必有徵”、“无徵不信”,在史料本身、史料的小语境和大语境的解读上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关 键 词:方汉奇/史料/语境

  方汉奇教授治史重视史料,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

  先生的史料绝不仅仅局限在报刊文本本身,实际上,先生更重视日记、回忆录、中外档案和其他相关的记录。这在方先生的研究可以找到很多线索。随便翻开他的文章,类似史料随处可见,如《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与京报》,在讲《京报》的读者时,随手引用了很少见的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胡寿颐的《春明日局纪略》和《林则徐日记》等,甚至连《红楼梦》里关于贾政在放外任时的读报情节都被放到文中进行印证。而魏元旷和齐如山的记载也是叙述清代民间报房印刷副业的重要史料。[2]同样,关于邵飘萍的系列研究,先生也是通过报刊史料、口述史料、现场考察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尤其是方先生在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邵飘萍的如夫人祝文秀后,先后通过与祝女士的通信,到祝女士的家乡亲自访问等方式,揭开了一个个关于邵飘萍生平关键点的细节,纠正了旧知识的错误,通过多方信息和线索认定了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确定了他的出生日期(方先生就用了属相来推测其出生年份,因为属相是不会错的)。这批成果是邵飘萍研究的权威代表。
  
  方先生重视史料,但并没有湮没在浩瀚的史料里,问题意识是对史料进行深度解读的有效路径,可以让史料焕发出生命力。先生研究的题目都是很朴实的,但问题意识非常明确。由于先生当年筚路蓝缕重新开启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之课题,因此很多研究都是关乎新闻史的重大基本问题考证。
  最后,对于史料的解读和使用,是看出一个历史学家的功力的。方先生对于史料解读的功夫得益于其丰富而渊博的史料功底,一般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现在由于各种报刊数据库的建设,使得当年要耗费大量时间经费的史料寻找获得工作变得相对容易,但解读史料的功夫却不是能借助现代工具的,这是我们所谓史学工作者门的内功,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地修炼和提升。
  
——方汉奇教授新闻史研究的史料观 王润泽(2017)
下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extra=&page=4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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