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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解读)论

  
  摘  要:章学诚提出“撰述”与“记注”的分别,后人多以此论上承刘知几“当时简/后来笔”之分。其实两人的分类项目并不对等,态度上也各有轻重。刘说倾向于“历史写作有两步骤”,而章学诚欲强调“有两种人,兹有两种历史写作”。此说为近世所重,背景是“新史学”运动带来的“史料”观念革新,与章学诚发论时的情境已大异其趣。近代史学对“撰述/记注”的解读,基于“一手史料/二手史料”的价值高下差异,与章学诚担忧“书繁重而易失”的心态几乎相反。对这个过程加以考察,能呈现一个史学论点在不同学术史语境下的含义变迁。

  关 键 词:撰述 记注 章学诚 史料观

——论章学诚之“撰述”与“记注”
2017年01月27日 08:42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作者:章益国
全文链接:
http://www.cssn.cn/lsx/201701/t20170125_33988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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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真实要求用通俗的语言传播, 让受众容易接受和理解。而法律真实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要求用“法言法语”叙述事实内容、作出结论, 其中难免有很多让非法律专业人员感到晦涩的专业术语。这些专业术语往往能够准确地表达事实的内容, 过于通俗化有可能出现意思的偏差。这就要求在案件报道中, 将法律事实转化为新闻事实时, 严格、准确把握这些法律术语的内涵, 防止出现“误读”。

——网络传播下的案件报道: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如何消减“冲突” 刘金林 中国记者 2017-06-01
相关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2&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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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理论的社会化是每个学科、领域都会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 档案学领域也不例外。档案概念的社会化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 一是其他社会分工系统对档案概念的使用, 如健康档案、客户档案、信用档案等都是档案概念在其他社会分工系统的社会化。以民生档案为例, 它是党和政府各部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形成的真实记录, 是档案概念在政府工作中的社会化使用。二是媒体对档案概念的使用, 主要表现为档案类的电视节目 (BTV《档案》, 央视《国宝档案》等) 、广播电台 (柳州市《社会档案》) 、电影 (《探灵档案》) 、游戏 (《魔兽世界档案》) 、微信、博客、论坛、书籍 (《未来档案》) 。如柳州市广播电台对《社会档案》栏目的定位是“立足本土, 秉承纪实”, 讲述曲折的法治故事, 报道权威的法治资讯, 透析复杂的法理人情, 力求以强烈的现场感和故事性打动观众。[1]三是社会民众生活中的档案概念使用, 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将“档案”直接等同于“人事档案”, 档案概念的内涵缩小和异化。从上述三个层面的档案概念的使用来看, 这种档案概念的使用实质上已经抛弃了档案概念作为科学概念的逻辑内涵和外延, 而仅选取档案的部分特征或属性实现使用主体某种特定的目的。

——基于接受理论的档案概念社会化现象透视  万恩德 北京档案  2017-05-20
相关链接:
1.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1&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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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age%3D1&pag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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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案概念
  ……
  对档案的理解要注意:
  ……
  档案的标准:有保存价值。
  ……

——陶庆萍,孙善清主编;王学宁,张艳霞,陈阳副主编,档案信息管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06,第1页
下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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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的进退决定了江河的深浅,遗忘构成了记忆的框架。忽视遗忘的广博,将已有记忆视为历史的全部,不断“箭垛化”,非但不是对历史的有效探索,反而是洗脑式的损害。大脑会因自然机理而失去一些记忆,这是对历史无害的“消极式遗忘”。对大脑中已有的某些记忆进行反复强化,是需要警惕的“积极式遗忘”,因为简单累加不能换来质量增进。对一部分历史的过少记忆,不可能通过对另一部分历史的过多记忆而平衡。(111)“积极遗忘式”的史学,只能产生以自我需求为中心的多巴胺式成果,会错过很多更为根本和有趣的课题。(112)把人物、著作、事件放回历史的“记忆+遗忘”结构之中,才能真正深刻地理解他们的生涯命运和学术史的全程图景。

——记忆与遗忘的竞赛:清代律学史中的“箭垛”和“失踪者” 陈灵海(2016)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age%3D2&pa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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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伍振华 于 2017-11-15 08:35 发表
  
   ……
  那么,如何理解历史不可数字化之物?当从历史现象学视角看,不可数字化之物开始显现出来。在历史体验中,历史对象得以构成。以事实出现的历史对象及其表征物可以数字化,但是构成性的历史体验无法被数字化。此外,当我们面对历史语境中的书写文字时,柏拉图的洞见开始发挥作用:文字对于记忆没有任何帮助,只是对于回想有用。“你的发现只会在学习者的灵魂中创造遗忘,因为他们不再使用他们的记忆力;他们将信任外在的书写字母,而不是记住它们。你所创造的东西不是记忆的帮助,而只是回想的帮助。”(19)所以,当我们数字化这些历史文字的时候,无法数字化背后的记忆体验。借助后来利科与吕森提供的洞见:记忆体验是无法数字化的。因为记忆主体如果是历史的人,那么历史的人早已无法存在,即便是通过物加以留存,那么这种消失是必然的,所以,已经消失的历史主体的无法数字化必然导致历史意义的无法数字化。按照显现说,被显现物是可以数字化的,但是显现物如何数字化将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所以,数字化的根据就在于不可数字化。记忆构成对象,记忆外化为事实。所以,记忆体验是历史的根基所在。“对于我们,历史乃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我们也是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地位,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20)
……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extra=&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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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1&pag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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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的解读一般有三个境界,一是对史料文本本身的解读,这个层次是很容易达到的。一些年轻的史学研究者面对史料时,会有满篇的引号,“某某中如此记载”,“某某认为”,“某某评价到”,这是对史料最简单和表面的解读,仅仅是文字本身的,但关键是抓住史料本身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摘录出来,也是要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二是史料的小语境方面的解读,即该史料所呈现出来的专业内涵和价值方面的解读,这个层面的解读只要有一些专业素养,都可以做到。但受作者观点和认识的不同,对同样材料的解读会有不同的观点。在史学界这也是正常现象,被称为历史书写的第三个境界: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比如关于民初“民国‘暂行报律’事件”,一种认为是孙中山从善如流、虚怀若谷接受意见,一种则认为是反映了民初革命党内部斗争的复杂,我们相信关于这个问题,还会有其他的看法和评价。

  史料解读的第三层次是关于大语境解读。所谓大语境的解读,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最深功力,表现为对该史料相关史料的全方位的掌握,仿佛是在史料所记当时的现场,不仅明白史料作者记载时的内心活动,而且将史料文字呈现背后地社会环境、作者的言外之音等都能够深刻而正确的理解,从而使该史料在本学科的研究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惠及其他学科的建设。方先生在学术研究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举《跋开元杂报考序》中,所引用的文献以及对文献的解释看,不仅对文献本身清晰异常,而且对文献出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评价都了如指掌。且看其中关于开元杂报是否为雕版印刷的考辩,当时学界有些不同意见。方先生在与之商榷的时候,指出了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段史料文献的来龙去脉,即“明人陆琛在《河汾燕闲录》中的下面这段话:‘雕板肇自隋代,唐刻留于后世者,仅开元年间之开元杂报,及唐僖宗十三年印刷之金刚经两种’”。先生说,手边没有这本书,所以只能用其他材料来说明这份史料文献是虚妄的。首先,陆琛的《河汾燕闲录》这部书常常被引用的是“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子之始也”这一段话。而前面那段话“仅见于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其中的‘唐僖宗十三年’,曾书作‘唐僖宗三十年(公元868年)’,历来研究印刷史的中外专著都从未引用过,它的准确性十分可疑。”其次这本书是“陆琛担任山西提学佥事时的著作,是一部杂论史事得失和经典异同的随笔札记,并不是什么精心的学术专著,因此纰漏很多”,而卡德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叶德辉在《书林清话》“都认为把雕版开始的时间定在隋朝,是陆的一大失误。”同时,历史上并没有“唐僖宗十三年”,或曾书中引用的“唐僖宗三十年(公元868年)”这样的提法。而历史非常有意思的是,后世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精品还真是公元868年,但这部印刷版的《金刚经》自唐朝起就被封在莫高窟中,“1900年即清朝末年才被人发现,1907年才被公之于众”,生活在明朝的陆琛不可能知道。[3]

  仅仅这一段小小的考据,针对一句简单的“被引用”的史料,方先生就能有解读的如何透彻,笔者曾问过先生如何获得这样的能力,先生只是淡然的说,“多读就知道了。”先生还说,“治史还得靠对相关史料的综合、印证和分析。两者不可偏废。史家治史必须作到‘言必有徵’,和‘无徵不信’。治新闻史也同样如此。前辈学者都是这样作的,并非我的创造,我不过师法前人而已……”。[4]

  方先生的史料解读能在三个境界中来去自如,由浅入深,一份证据一份话,分寸拿捏十分到位。因此先生对自己多年做新闻史研究的经验只有几条,“多用一手资料”、“多打深井”,但实际上,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正说明了史料扎实和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相比起今天的一些借助西方理论和概念进行的学术创新来说,借助史料方先生在当时对新闻史研究的突破和贡献程度更大、更深。

——方汉奇教授新闻史研究的史料观 王润泽(2017)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extra=&pag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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