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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解读)论

  
  ……
  对于艺术归属和复原的理由的学科干预, 远远超出了一个不带感情的图书馆学对于档案整理以及出于自身需要所建立的系统的关注。
  ……
  工具主义的观念是某种全景敞视主义观念的后裔。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学科教育和职业生活中, 全景敞视主义在学科的建立、体制化和系统化过程中, 充当了占主导性地位的核心隐喻角色。福柯对于杰里米·边沁的“环形监狱”【17】模式作为最理想监狱的经典研究值得我们思考。边沁“环形监狱”中的观察点授予观察者一个“隐形的”和同被监视客体相分离的位置, 这个位置很显然与艺术史学科 (或一般学科) 主体的认识论和综观位置是极为相似的。的确, 全景式监狱在拓扑学的舞台才能方面, 为学科档案的组织提供了系统化的基础:每一个背后打光的牢房都是瓦萨里式框架的延伸, 一种《渴望生活》所展示的摄影机逻辑的预想。这同时又是一个形而上和神学统治的延伸, 如同福柯谈及的, 同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论”相联系。
  ……
  回到工具主义隐喻中情境化几何学结构的问题:如果每种方法论都被理解为面向某个关注的“领域”, 每个透视图都同样地暗示分析之窗的某个“近侧”或者“内部”。它包含着一个“从某处”投来的观察的目光, 一种顶点位于分析者所在地的透视。探讨这个图像是“从哪里”投射过来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但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写作中, 这个问题被理所当然地忽略或者避而不答。分析者 (在全景敞视制度中) 的位置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空间, 如同其分析对象, 被从自己的历史、社会性、投资和建立的条件中剥离出来。正如客体在研究中被分析性地孤立起来, 以便于产生和归化完整或完成的幻觉, 且激发或引发出证实这种完成状态的隐喻意象的异态链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观察者反对称的孤立制造了相类似的强有力后果。
  
  在上文关于《渴望生活》的讨论中, “艺术客体”和“艺术批评”被视作电影机制中相互暗指和互相定义的功能。在与“客体”的联系中被建立的“主体”本身, 受到了工具主义机器的特殊约束。这些约束以两种主要方式表现出来: (1) 机制所特许的一块特殊的可见性区域建构了一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 客体是可读的或者可识别的。 (2) 在语言学条款的系统里, 只有在“历史性的”、叙事性的和第三人称模式中, 主体的陈述才可以被接受。后者包含一个现实, 而前者是合成变质的一个种类——视觉的通道作用进入到奇点, 在那里场景将它自己呈现为“真实”。合成变质在整个学科机器中是一个基础的设计原则, 从全景敞开式工具到艺术史档案组织, 构成了学科中指导性隐喻系列的一种:这种系列将分析的格式、视觉再现的理论 (在字面上即为透视图或愿景) 以及对于演说的可接受和恰当形式的定义联系在一起。
  
  如此, 任何形式的学科知识都是全景敞式的、失真的机器:可见的东西只有通过某种特殊视角才是可读的, 这一视角既揭示出了某一领域的客体, 也阻挡了其他客体和其他可能的领域。这种情况下的艺术史, 几何学的机制同时决定了分析对象和分析者的本质, 也决定了全部分析的意义。

——朦胧的欲望客体:艺术史的艺术  唐纳德·普雷兹奥西; 冯雪 世界美术  2017-03-15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age%3D1&page=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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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如说,我们人人都会使用“为什么”这个短语。但有时我会说,这事儿没什么为什么。你说,怎么没有,凡事都有个为什么。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为什么本身了,例如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凡事都能问个为什么。这你就不一定能讲清楚。我来上课,大家都坐在这儿,有一个同学过了半个小时才进来,我问,你为什么迟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听懂。但若我一进教室,大家都按时来了,我问好好坐在那里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迟到?这个问题你们就听不懂了。你们答不出来,不是因为你们不够聪明,是我有点儿蠢,问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弄得你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毛选里有句话,说是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事情上你无法问为什么。但哪些事情能问,哪些事情不能问为什么呢?考虑这样的问题,就属于探讨“为什么”这个概念的结构。

  再比如说,什么是感觉?如果你设想它是一个科学问题,那就去设计一些实验,用仪器去记录很多实验结果,就是说,发现一些新的事实,然后提出关于感觉活动的理论,再加以验证。但是我们平常比如在茶馆里争论什么是感觉,我们似乎并不是依靠发现新的事实。我们在茶馆里也无法发现新事实。我们依靠什么事实来讨论呢?依靠我们向来就已经知道的关于感觉的事实。我们向来知道很多这些事实,因为我们知道怎样使用感觉这个词,而且通常正确地使用着这个词。如果你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知道感觉是什么,你怎么能正确使用这个词呢?

  在一阶的层面上,我们都知道这些语词或概念是怎么使用的,而且几乎没用错过。那么,当我们关于这些概念发生争论时候,我们是在争论什么?我们是在争论我们应当怎么描述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我们平常是 know how,知道怎样使用,but we do not know that,不知道怎样说出我们在使用中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概念考察和一阶使用不同的地方。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作为概念考察,它只追问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世人忙于贪新求知,哲学家不是这样,他逗留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中。庄子说:“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老子甚至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在已知的事情里求道理,这是概念考察的又一个特点。就人们经常对经验这个词的误用而言,哲学是非经验的,简单说,它不依赖于发现更多的经验事实。

      在这里拿维特根斯坦和康德来对照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康德要为知识划定界限,对照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事业就是要为意义划定界限:哪些言说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不可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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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442#
      这里还可以谈谈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现象上的区别。科学从原则上讲是一个集体的工作,你打开任何一部科学史,我指的是真正从近代科学开始,从哥白尼、伽利略开始的科学史,比如说天文学史,你就会发现在其中出现无数多的名字,其中有些很有名,有些不是专门研究这门科学历史的史家就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他所做的那个试验,他所发现的一项定律,却是我们现代天文学不可忽略、不可或缺的。科学构成了一种明显的积累和进步。但是哲学看起来却像是一些伟大人物之间的一场混战。当然可能有一个大哲学家,下面有一些弟子形成一个学派。但是大凡在这些弟子之中,又有一个成为大哲学家的,比如说,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成为大哲学家,把他叫做胡塞尔的弟子就像是一个太过拘泥的说法了。他们的哲学体系非常不同。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提供一个哲学体系,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提供这个体系,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大哲学家。你说康德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尼采的哲学体系,相对而言,我们只有一个物理学体系。这还表现为另一种现象。哲学概念,似乎人言人殊,说到形而上学,我们常常会说,在康德的意义上,在黑格尔那里,在马克思看来,在石里克的意义上。科学术语很少有这么说的。科学在积累、在进步,这个积累和进步依赖于许多非常确定的知识。一个定律被发现之后,虽然它的意义甚至它的表述形式有时候也发生一些改变,但是从原则上说,也就是从积累的意义上来讲,它就成了科学中确定的东西。

  哲学似乎永远在争论不休,这是实际情况。这被人们作为哲学不是一样好东西的一个证据。我们暂时不管好坏,只是想说明,哲学工作和科学工作很不一样,不管你最后对哲学持什么态度,但是如果你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理解哲学和要求哲学,你恐怕可能从一开始便是在要求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

——特根斯坦的哲学观 陈嘉映《现代哲学》(广州)2006年第5期 第90-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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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d=484611&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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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义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了企业档案的本质属性,明确
企业档案同图书、资料等其他企业信息的本质区别。
   ……
  三、明确了企业档案是具有保存价值和参考凭证作
用、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档案文件材料,规定了企业档
案同一般企业文件材料的区别
  
     “具有参考凭证作用并归档保存”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1.“具有参考凭证作用”是指企业档案是具有利用价值的企
业文件材料。企业档案的利用价值不仅表现在对企业各项职能活
动有参考凭证作用,同时对国家和社会的各项职能活动也有重要
的参考凭证作用,所以,有没有利用价值是企业文件材料能否转
化为企业档案的基本条件。
     2.“归档保存”是指企业档案是履行了归档手续,集中起来
保管的企业文件材料。作为企业档案归档保存的企业文件材料,
由于是从一般企业文件材料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保存价值和参考
凭证作用,因而同一般意义的企业文件材料有了性质的不同:
     (1)它们作为企业文件材料的形成过程已基本结束或告一段
落,归档后发挥的主要是档案的查考价值和参考凭证作用。
     (2)由于在归档时经过了鉴定和筛选,企业档案在数量上少
于企业文件材料。
  (3)归档的企业文件材料经过了初步的分类整理,形成了档
案案卷,因此形式上发生了变化。
  (4)企业档案履行了归档手续,实现了集中统一管理,成为
国家档案全宗的组成部分。

——华林著,现代企业档案目标管理与达标升级,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11,第27页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d=485524&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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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伍振华 于 2017-12-19 21:21 发表
  
  ……就这一点而言, 提尔曼斯的摄影作品, 已经脱离了固定的美学、信息符号等单一的认知标准, 成为纯粹的物 (零件) 。这样, 生产图像的行为, 对提尔曼斯来说, 便是搭建图像档案的行为。而他这十多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打理自己这个图像档案。这也是他的不同系列的摄影作品会反复不断地在不同的摄影书、摄影展中出现的原因之一。这样, 通过反复运用同样的照片来割断照片中的故事性, 让照片成为一个不可读解之物, 而在由他搭建起来的具体语境中产生作用。在不断重构的过程中, 这些纯粹的物也就获得了不断重生的可能。……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我们身处的“2017” 林叶 艺术当代 2017-05-01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485621&pag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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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即使历史学家面对的史料看起来极其丰富,也不要过于自信。阿克顿勋爵当年曾经自豪地宣称,鉴于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历史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建立“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①这种观点现在看来过于乐观而显得有些幼稚。事实上,一方面史料是无穷无尽的,也是面貌各异的,多元化的史料会给历史学家以丰富的启示;另一方面,即使假定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全部资料”,也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历史问题”可以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即使面对“全部资料”,历史学家的理性和判断力的差异也会导致完全不可能出现一个“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无穷的史料的多元性”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无穷可解释性”的并存,使得历史学将永远是一项不可能达到终极完成的事业,而唯其如此,历史学才显示出作为一门复杂科学的独特魅力。

——再现、反思与多元融合——经济史学方法论刍议 王曙光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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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伍振华 于 2014-8-17 11:54 发表

  
  对于较为复杂的对象,精确表达不易,准确完整解读又何尝不是如此。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extra=&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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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列宁论“完满的‘定义’”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hread.php?tid=3885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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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的肇始,其《手稿》却展现出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颇为一致的观点,即意义是多元的、变化的甚至是无限的,因为符号与意义的同一就使得意义不再是符号的附庸,符号变,则意义变。
  
  那么意义的生成是什么样的?赵毅衡先生将意义生成与增加称为“符号化”,即“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赋予世界给我们的感知以意义。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4](33)但人脑与电脑毕竟不同,后者能全自动地按指令进行逻辑运算生成“意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有着自动思考的能力,而且很多情况下,甚至连“指令”都不需要就可以生成意义,但人与电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意义的产生便不再仅仅是全自动的符号文本运作,也非情感的纯粹表达,而是主体的感知与认知、情感与符号互动的结果。意义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复杂性、不稳定性和多元性,这在洛特曼的符号圈(semiosphere),巴赫金的对话和复调(dialogue&polyphony),索绪尔的组合关系与聚合(联想)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associative relation),皮尔士的无限符号过程(unlimited semiosis)等理论假设中都得到了体现。

——文化符号学的新视角:符号的感知与意义的半自动生成 余红兵 俄罗斯文艺 2012-04-15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486092&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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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伍振华 于 2017-8-5 15:45 发表

  ……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斯蒂德( Bierstedt) 的观点,法国人会说美国有文明而没有文化,英国人则认为美国有文化但没有文明,其实他们的意思是相同的。我自己倾向于英国人的观点,但一位法国文化专家会毫无疑问地,支持法国人的观点。让我们利用这种混乱,把文明定义成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学会了将自己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精神里。尤其是,如果他或她能够接替一个外国人担当的职位,他或她便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的人。

——格里特·克劳尔 (1994 )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extra=&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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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对于“解释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关联和互动”来说,侧重经典解释实践的“第一序”固然重要,但更需要提上议事日程的是侧重经典解释方法论或解释策略的“第二序”。伽达默尔作为哲学解释学的奠基之作的《真理与方法》出版于1960年,短短几十年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也有了建立“中国阐释学”的内在诉求,而且,许多学者正在为此而努力。譬如,汤一介先生近年来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文章,李清良出版了有关中国解释学的第一部专著《中国阐释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黄俊杰教授总策划了“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的研究计划,计划构建具有东亚特色的经典诠释学[10],而且,《台大历史学报》第28期即为《东亚文化与思想:文本、诠释与行动》的专辑(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编,2001年12月版)。

  问题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阐释学”究竟应该如何建立起来。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到底有哪些“传统资源”可资我们借鉴。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其中,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11](P32]。另外,笔者以为,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也应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方面可参考的资料有李壮鹰主编《中华古文论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本原·教化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越是反思自己的解释学条件性,我们就越将知道并需要我们的民族性,——这可称为“接着讲”。

  其次,“中国阐释学”的建立和成熟仍然在相当程度上还要“照着讲”西方的诠释学。作者创造了作品,但作品一经完成,它就会相对独立于作者。意义的“生成”,并不完全受制于作者生产作品时的主观意图。相反,就像磁铁将周边的铁屑尽可能吸住那样,作品在捉摸不定的命运中既神秘、又无限地“生成”了其意义。至于意义向读者的“敞开”,可以运用水海绵这个意象。你去拧海绵里的水,力气大出水就多,力气小出水就少。至少在特定的时间内,海绵里的水,是你怎么拧也拧不干的。即使磁铁的法力有限,水海绵迟早会干,但是,磁铁永远具有吸铁的“能力”,海绵永远具有吸水的“能力”。同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其意义也始终处于“生成”与“敞开”的现在进行时态。在此,要清晰地把握作者的“原意”,要理智地区别诠释者的“先见”,要在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的“原意”与哲学解释学强调的“先见”之间求得解释本身的“客观性”,尽可能地防止“无限衍义”乃至“诠释暴力”的发生。

  研究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有利于发展中国的诠释学和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所以要“接着讲”中国的。来自同一思想源流的许多因素将影响着对哲学问题的发问,也限制着对哲学问题的解答,所以要“照着讲”西方的。当然,即使我们在方法论上时刻提醒自己要明白“原作者(或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原作者可能说什么?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作为创造的解释学,我应该说什么?”[12](P51~52),这一“创造的解释学”也主要只是为我们在新的时代进一步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学的技巧。真正的“中国阐释学”一旦建立,其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以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为核心的中国哲学史传统可以得到更好的阐释和表达。

——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
2017年09月30日 20:29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作者:杨海文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486260&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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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extra=&pag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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