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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历史 记录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刘国能揭示我国历史档案的“秘密”让人吃惊:“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4000多年,可是现在国家档案馆馆藏较为完整齐全的档案史料仅始于1616年,也就是说,有档可查的历史不到400年……”

——中国历史档案的尴尬:有档可查的历史才4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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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ture.china.com/zh_cn/i ... 50915/12658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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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需要澄清的是,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文字的出现不利于记忆,它仅仅是一些图像,但有利于回想。所以,口语到文字的过程是记忆丧失的过程。利科描述的从口语到文字的转变是记忆的外化过程。但是,基于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得出:历史研究的基点是与口语、文字相关的记忆体验。事实上,柏拉图所说的记忆是指意识的能力或回想的行为,所以当书写文字出现以后,这种能力自然会受到削弱;而利科所说的记忆是指内容的保存,书写文字的出现相比口语能够更好地保存内容、信息,保存的方式也从大脑、内在转移到外在。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从能力或者行为看,历史与这种能力没有关系,因为斯人已逝;唯独与内容有关系,被记住的内容构成了过去,书写文字就成为过去内容的表征。“记忆是历史的起点”这一观点主要是从内容而言,也就是符合利科的观点。但是当前口述历史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弥补了这块缺陷或者说从体验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

——历史数字化、认知与记忆 杨庆峰(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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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妇女口述史”全部访谈均采用录音形式, 配合笔记和照片, 所有个案都打印成册, 独立存档。整理成册的个人档案700余份, 逾2000万字, 连同录音磁带和相关文献, 现存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资料馆。2003年起, 陕西师大女性研究中心主持“新中国妇女口述历史”,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诸多新内容, 如“50年代入疆女兵人生纪实”“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女性传承人的口述人生”“当代比丘尼生存状况”“贞节牌坊的后述与重述”“西北回族女子教育”以及对乡村代课女教师的访谈……项目是开放的, 以专题形式持续进行, 成熟一个结项一个, 希望能形成传统, 以后就这样一直做下去, 为长久以来“未载史册”的女性存留一份自己的历史记录。

——口述史学与口述访谈的若干问题——从“妇女口述史”说起 李小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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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二”的复合功能

那么, 这些究竟在意味着什么呢?在本文的论述脉络里, 它突出地意味着在受到严重挤压的全球场域中, 率先受到了现代科学之洗牌的“历史一”, 在本身不断地变形、扩充与重组之余, 又正向各个文明的“历史二”发起了毁灭性的冲击。

的确, 如果从历史写作的角度来看, 当代人类的捉襟见肘之处正在于, 一方面, 如果人们对于自身历程的信念, 从而他们所属的各共同体的向心力, 仍要保守住其必不可少的相对稳定, 那就仍然需要一个昔日那样的、交代性的故事;可另一方面, 一旦那类故事被泡进了科学的溶剂中, 就被还原成了更加纯粹的、赤裸裸的元素, 徒然地构成了对于昔日生活的嘲讽, 再也显不出昔日那样的文化功能了。但愿人们到这时至少还能恍然大悟:原来被科学无情洗刷掉的那些“附着物”, 反而更加属于这类故事的精义所在。

可即使如此, 人们还是须臾不可少离那样的故事, 他们的这种心理并没有丝毫的“进化”。也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合情而不合理地看到, 作为昔日“书写历史”的替代物, 出现了更加细碎、更加逼仄, 功能也更加单一的民族主义话语。这类狗尾续貂式的替代性故事, 仍在交代着人们所需的那种共同来源, 只要他们主观上愿意去相信或不得不相信;可到头来, 它们也只是对外划定了一条僵硬的边界, 以此作为简单判明“善与恶”的粗陋标准, 而在其他的文化功能上都已付诸阙如了。这样一来, 我们甚至都不能以“原始丛林”来形容由此带来的倒退了——因为这些部落在科技手段上竟又都算是“进化”了, 从而只能算是野蛮而可怜地住在“火药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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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44#
  姑以我们所居住的东亚地区为例吧。尽管“历史一”说到底只应有一个, 或者“实际历史”按理说只应有一个, 可由于筛选和组织史料的史学话语不同, 就使得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和韩国人、韩国人和朝鲜人、大陆人和台湾人, 统统有了各自不同的、而且相互抵触的“历史二”。甚至, 即使在大陆人本身中间, 由于社会的急剧转折和反复错位, 也致使那些专门寻找历史裂缝的人, 和仅仅满足于官修史书的人, 又都沿着南辕北辙的路径依赖, 只愿去相信或不信某一部分的史料, 从而形成了大相径庭的“书写历史”,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不相让的亚部落。

  从这个角度来回看, 晚近风行起来的全球史写作, 当然本是想要从全球化的广阔视野, 再来整合已被局部化、狭窄化或碎片化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 这篇文章也是在对刚刚过世的威廉·麦克尼尔教授表示敬意。不过即使如此, 我还是要从哲学角度来进一步提醒, 既然连他所从事的历史学专业本身, 都已被现代科学冲刷得七零八落, 那么, 只靠人们现在所理解的这种干巴巴的历史学, 便只能再接着达尔文来讲人类的故事, 并不能独力去完成对于文明的修补。

  让我就此再打个比方吧, 此间的情况虽不完全相同, 却也有点类似对于宗教的现代处置。一方面, 当年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 曾经决定性地拒斥了宗教式的思维, 这一点至今仍有绝对的合理性, 并不容许人们去简单地倒转历史的车轮。但另一方面, 尽管宗教的思维本身没什么好处, 既然它太过独断与排他, 而且还正因为它的这种独断和排他, 已在当代世界越来越走向反面, 成了纷争与分裂的破坏根源, 然而, 曾经在宗教中被裹挟的很多东西, 包括道德与艺术、社群与认同, 那都是人类文明中的辉煌创造, 也统统是人类社会的建设中必不可少的, 不能把这些可爱的婴儿也一起倒掉。
  
  与此不无相似, 我曾在一篇论文里也曾经突出地提示了古代中国特有的“史教”, 它说明了历史学至少在传统中国, 是一种具有综合内容与复合功能的发明:“基于比较文学的警惕眼光, 还确实不能把古代中国的史部文化, 径直地等同于西方的history。———或许可以不太精确地说, 在人类知识谱系的钟摆架上, ‘史部’曾经在中国更靠近于人文一极, 而history在西方曾经更靠近于科学一极?要不就干脆这么说, 史部在传统中国的文化中, 主要地还不是一个知识系统, 而属于一个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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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45#
  只不过, 这里又要再来软化那种刚性的“二分法”了。事实上, 尽管中西之间确存在着相对的不同或分野, 但只要我们都还属于同一种人类, 都还需要那个向心运动的圆点, 那么, 我们由此建构起的任何历史叙事, 就注定要属于复合型的和多层次的, 它在交代出人们的来龙去脉的同时, 也注定要包含着道德与艺术的成分, 并注定要支撑起社群与认同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学的当前危机便尖锐地表现在, 由于科学发现及其手段的层出不穷, 就使得曾被“写作历史”覆盖的“历史一”, 又防不胜防地透过了以往史册的纸背, 以各种新发现或未包含的史料的形式, 在不断证伪着和解构着支撑过人文世界的“历史二”。
当然除此之外, 更严重的危机还是表现于, 也正是在现代科学的冲击下, 就连历史学本身也被剥得光光, 只被视作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证科学了。事实上, 如果借助于柯文的前述说法, 我们或者可以把起初的那种历史叙事, 说成是既有“事实”基调、又有“神话”基调的。所以, 如果我们还能记住维柯当年讲过的, “当人们追寻事物的本性时, 最后他们发现, 这根本无法做到, 因为人在自身并不具有藉以构成事物的元素, 而这本身又是出于其心灵的缺陷, 即一切事物都在自身之外”, 那么, 在剥离掉了以往的“神话”或“人文”成分以后, 我们就至少还应当生出相应的危机感, 去思考就以这种“祛魅”后的科学历史, 究竟如何保守住多少人类对于自身的认同感?

——论史料的颠覆性 刘东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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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本身并不是历史,它是各代史家对历史过程的记录或描述,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但是,在历史认识中,和主体建立直接的对象性关系的,却只能是史料而不是它所反映的历史本身。史料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记录者主体意识的产物,是一种精神产品,有记录者的主观意念渗透其中,不具备物质实体的客观性意义。但是,这种精神产品一旦产生.和一种物质媒介相结合,用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使取得了一种固定自身的存在方式,获得一种和一般物质实体相类似的物质存在的属性,具有为他人而存在的客观属性。特别是相对于现实的历史认识主体来说,它具有一种需要被认识、被理解而不能随便加以解释、篡改的客观性。文学家要认识历史,就必须首先认识史料、首先把史料纳入自己对象性认识的结构之中。于是,史料这种前人描述、记录历史而留下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对史学认识主体来说,就具备了客体的意义。这里我们看到,历史认识的客体实际上是双重的。主体要通过史料这层客体的中介,最后去认识历史客体。但这两重客体毕竞不同,史料毕竟不是历史.不仅二者的存在形态不同,而且其根本性质也丝毫不能混淆,只是历史认识的特殊性,才使史料获得了充当客体的权利。所以,对这两重客体,我们必须加以区分。一般说,作为历史存在的一部分而进入主体研究结构之中的,叫做历史客体;作为对历史客体的一种反映,以文字描述的形态而存在的史料,就叫它史料客体。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3次修订本)   李振宏,刘克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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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1&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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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在特殊意义上, 我们虽然称科学、艺术、兵役等为“职业”, 作为普通人, 我们却经常 (在一种扩大意义上) “同时”处在多种职业中;我们既是家庭中的父亲, 又是社会的公民 (胡塞尔, 2001:165) 。这不仅表明每种实践兴趣都要实现自身的时间, 从而为实践打上了时间急迫性的烙印, 而且还意味着人生在世注定要穿梭在不同实践逻辑的社会世界, 实践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在规则脚本下展开, 要将应对实践的规则归档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 (Bourdieu, 1977:29、73) 。因此, 人的实践必然是紧迫的, 人们也终究不免深陷实践紧迫性之中。
  ……
  
  换言之, 实践紧迫性不仅可以说是布氏社会实践理论的本体论基础, 而且还深刻影响着社会实践理论的理论品格。因为当布迪厄说“我的所有思考都始于这点:行动是如何能不作为遵从规则的产物而被规范的” (Bourdieu, 1994:65) 的时候, 其言外之意就是社会实践在本体上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和不规则的, 给日常生活可能遭际的每种能够想象的情境“归档”并赋予规则或处方是不可能的, 但社会生活现实中没有什么是完全任意或纯粹偶然的, 社会实践也绝非完全没有规范, 社会行动甚至还往往显得富有规律性或可预见性。

——实践的紧迫性 罗朝明 社会 201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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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时每刻我们每人在记事本上记下日期和其它事项(编年史),或把丝带和干花锁在抽屉里(请允许我求助于这些美妙的形象,以便提供收集“文献”的例证)。一类称作语文学家的劳动者,仿佛受整个社会派遣,进行广泛收集;当他们收集证据和叙述时,被特称为博学者;当他们收集文献和文物时,被特称为考古学家和档案工作者;而保存那些东西的地方 (“死者沉寂的白屋”),称作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对于履行这类必要的因而是有益和重要的职能的博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怎能怀有恶感呢?然而,一种嘲笑他们和怜悯他们的恶习盛行。的确,他们有时为嘲笑和微笑提供了口实——他们天真地确信:历史锁在自己手中,他们可随意打开“源泉”,让求知若渴的人类能从中汲取;相反,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在此熔炉中,确实变为真实,语文学联合哲学去创造历史。

——B.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2011年05月10日 10:01 来源:原载《世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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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名、钱谷动系考成”[9]79, 此两项在州县事务所占比重较高, 涉及文书众多。因此分析这两项事务可以很好地反映文书与州县行政的关系。州县司法审理涉及的文书主要有呈状、契约、差票、点名单、叙供、结状、上报册等。普通百姓大多不识字, 若有诉讼, 多由官代书或讼师写状[10], 涉及妇女婚嫁及土地纠纷, 两造还需准备婚书、契约之类的证据;衙门准理后, 受理房签发差票, 传唤案件两造及相关人证[11];待两造、人证到堂, 官员开始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 两造、证人回答县官审问, 陈述案件经过, 衙门人员将其证词记录在案, 后经叙录, 是为叙供[12];最后书吏将判决结果及两造对判决的接受态度都记录在结状上;对于重情案件, 衙门还需层层上报。以上各环节产生的司法文书经整理归档保存, 留存至今成为重要的司法档案。

——从文书制度看清代州县书吏对衙门的控制 吴佩林; 王楚强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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