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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档案”代言

  
  此外,我还亲历了另一件事,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档案界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
  1982年春,我进入国家档案局工作第一天,处领导交给我一项工作,让我对某中央级档案馆关于销毁寄存在本地博物馆(该博物馆维修,让其把档案运回)的一批档案的请示提出意见。那时,我刚参加档案工作,对档案价值并无多少认识,但当我从该馆报批的档案目录中看到有一些同中央大学有关的档案时,感觉这些档案不应该销毁,它们对社会还具有利用价值。因为我的母校是南京大学,而中央大学则是其前身。我想,这些档案中与中央大学有关的部分,对南京大学应该很有价值,如给南大,南大肯定求之不得;同理,这些档案中的其他部分,社会上一定还有其他单位对其感兴趣并求之而不得。因而提了自己的两条建议:一是这批档案最好不要销毁,该馆库房没地方,哪怕先拉回馆找些空地堆放着,等将来有地方再上架,这样档案至少不会化为纸浆;二是如果不得已非销毁不可,可由该馆向全国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学术研究单位发通知, 让他们来馆无偿挑选其认为有用并愿意保存的档案拉回去,这样,这批档案至少还可以继续被国内各学术单位保存着。但后来不知何原因,最终还是同意该馆销毁这批十万多卷民国档案。我知道消息后,给母校历史系主任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让他去挑选一些有用的档案拉回保存。不久,他回信告诉我,去晚了,那些档案已销毁。

——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2017)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hread.php?tid=61606&page=4
38#
参见: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1&page=3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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