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治学)方法论

引用:
原帖由 伍振华 于 2018-3-24 07:53 发表
  
  ……然而正是“从边缘之外我们得以看到身处中心看不到的各种事物”。[27]现今, 多学科介入的记忆研究方兴未艾, 提供了透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学术多棱镜。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变迁、社会转型、理论激荡, 无疑 ...
转引自: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age%3D1&page=41 409#

TOP

  
  [主持人语]主要由马克斯·韦伯的同名工作确立其卓著声誉和研究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其学理层面的渊源其实应当回溯到新康德主义者在一个多世纪前对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的方法论辨析,而其规范层面的驱动力则是由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过渡中呈现的社会科学地位问题所折射出来的现代社会对于社会与人之想象的转换。就这个研究传统在20世纪下半叶的展开而言,从实证主义向后实证主义的转变所促成的历史和实践的转向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当代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中心,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这个本是由跨学科的问题意识所衍生的理论问题本身却已经泛化成了一种跨学科的实践,一个只有通过与社会科学的合作才能完成的计划。

  2016年5月,依托“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的出版,一个围绕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的主题论坛在紫金港南华园召开,挪威著名哲学家希尔贝克教授与童世骏教授一起参加了此次会议,参加论坛的还有罗卫东、张庆熊、陈嘉映、陈嘉明、韩水法、刘擎、庞学铨、盛晓明、包利民、冯钢等知名学者。围绕本期这个专题的五篇论文直接接续了两年前那次论坛的议题。陈嘉明的论文在梳理“描述”的方法和“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之争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冯友兰对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的论述,认为冯友兰的这种区分与他对康德哲学的误读有关。应奇的论文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了挪威哲学的科学论传统,在揭示挪威科学论实践与维特根斯坦哲学之间的深度共振的视域中,尝试指明这种具有明确地缘标识的方法论实践能够为更为复杂的中国当代实践带来哪些启示?张留华的论文聚焦于冯赖特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至关重要的实践推理有效性的理解,着重论述了冯赖特的论证中由于误入语言陷阱而导致的含混不清之处。徐竹的论文针对斯蒂芬·特纳对行动的解释中的自然主义立场,论证了这种解释中的循环论证能够基于对社会科学的“参与性观察”方法的反思得到合理的化解。贺敏年的论文从规范性、客观性和复杂性三个层面刻画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多维性,并认为这种方法论观照为学科策略与研究主体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和合理的表达环境。

  与现代性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张力相伴随,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在国内学术界正处于回春向暖的关键性阶段,希望本专题的论文有助于拓展国内学界的视野,并进一步把相关讨论推向深入。
  

TOP

续 82#
  
  对于哲学而言,方法论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它直接关系到哲学的思想方式与叙事方式,关系到哲学知识的性质,等等。冯友兰曾经把哲学的方法区分为“正的”与“负的”方法。前者指的是逻辑分析方法,后者指的是直觉的方法。以此为框架,本文拟从中西哲学方法论比较的角度来谈论一些问题,并对冯友兰的“负的”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 方法论作为哲学形态变化的助推器

  方法论问题在西方哲学中长期得到关注。这与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自然科学的发达状态直接相关。几何学的方法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反思、借鉴逻辑演绎方法的契机,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发展则提供了运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哲学与人文科学的模式。就前者而言,笛卡尔是大家所熟悉的代表。作为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公理系统与演绎方法对于他来说,自是一种科学方法的理想模型。以之为依据并根据哲学思考的特点(即它的非经验性)加以发挥,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手段,找到了哲学的一个“不证自明”的出发点,即“我思”,进而演绎出包括“我在”在内的一系列结果,从而建立起了一个类似几何学的哲学演绎系统。后来的斯宾诺莎更是直接借用几何学的演绎方法,包括采用“公理”、“命题”、“证明”等定义与推导的方式,来构建他的《伦理学》。

  与笛卡尔相比,休谟思考与构建自己的哲学系统的方法较少为人提及。休谟在哲学上的敏锐,并不仅仅表现在他所发现的“因果性”或归纳推理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上;同样,在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上,他也是十分敏锐。他的《人性论》一书的副标题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试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这清楚地告诉我们,休谟对于建立自己的哲学系统而言,在方法论上是自觉的。他试图运用一种新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实验与推导方法来研究哲学。休谟所揭示的这一“精神科学”的特殊方法论问题,后来成为哲学方法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在方法上的异同问题。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方法论问题更是直接成了哲学形态变化的助推器。所谓的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这些哲学形态的产生都直接与它们的方法有关。分析哲学使哲学转向语言分析,借助的方法是逻辑分析与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现象学之所以能够实现“面向实事本身”,方法论上的考虑是一个依据,也就是它使用了现象学“还原”以及“本质直观”的方法。至于结构主义,顾名思义,它乃是运用一种结构分析与建立模型方法的产物。

——陈嘉明: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与反思——兼论冯友兰的“负的”哲学方法
转录于: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问题(笔谈) 陈嘉明; 应奇; 张留华; 徐竹; 贺敏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15
下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extra=&page=7 63#
相关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extra=&page=7 62#

TOP

  
  四 冯友兰的“负的”方法的欠缺

  与之相比,显然冯友兰的想法是远为成熟,也更令人感兴趣的。前面提到,他区分了正的与负的方法,尤其是论述了形上学研究的“负的”方法,即直觉的方法,用以与逻辑分析的“正的”方法进行互补,以此来解决哲学思维所要面对的一方面需要满足科学认识的客观明晰的标准,同时又需处理非经验的形上学思维所面对的“不可言说”的特殊场景。

  从冯友兰有关“负的”方法的论述来看,他这方面的思想与对康德哲学的误读有关。他写道:“康德可说是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发现了不可知者,即本体。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学家看来,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对于它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弃形上学,只讲知识论。”①之所以说冯友兰是误读,首先,康德根本不是要“完全放弃形上学”,而是要通过批判旧形上学,使之能够改造为一种“科学的”形上学。其次,康德并没有“曾经应用过形上学的负的方法”,而是区分了“知”(knowing)与“思”(thinking)的不同,前者与自然科学的、可经验的现象领域相关,亦即其对象是可直观的;后者则是与本体的、非经验领域相关,其对象是不可直观的。但即使是对于不可直观的本体领域,康德也不是采取所谓的“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②的态度,不是采取什么“负的”、直觉的方法,而是采取一种“思”的方法,亦即本体虽不可知,但却是可思的。“知”与“思”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概念与直观的结合,而后者则缺乏直观的支持。因此,“知”是建构性的,它能够对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思”是范导性的,它通过所形成的思想原则,来对认识进行引导。对于超越于经验之上的“形而上”的对象,即冯友兰称之为“大全”或“大一”者,或者借用康德的用语来说是“无限者”,它们是否可以言说,又如何言说,这始终构成哲学的一大难题。西方哲学对此的解决之道,总的趋向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对待。尽管康德曾经比较合理地提出“知”与“思”的区别,将科学的认知归之于“知(识)”的范围,而将形上学划归为“思(想)”的领地,但在上面我们提及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的“描述”方法那里,可以看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主导性思想是排斥形上学的,亦即排斥对经验现象领域之外的事物的认识与思考,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是,“凡是不能说的,我们就要保持沉默”。

  不过,这样一种实证性的哲学态度在面对形上学的对象时,确实会产生一些问题,也就是只能产生一种拒斥的态度,就像当年的实证主义提出的意义标准一样,将一切不能经由经验验证的命题,统统归之为“没有意义”的。这种倾向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分析哲学在西方的发展,落入一种对日常语言的琐碎的分析状态,使得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原本作为“智慧之学”的魅力,而自贬为某种单纯技术性的工具。这也无怪乎有的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重又回归形上学,重又谈论诸如“自由意志”这样的传统叙事。确实,假如哲学要担当起化育人文价值、塑造人类灵魂的使命,那么单从经验的层面来讲心灵还是远远不够的。心灵的真正崇高的部分,由此还是不能得到提升,人的精神还不能升华到所谓的“天地境界”之中。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假如真有一种超乎经验的“大全”或“大一”的世界需要哲学来思考,那么是否冯友兰这一“负的”方法能够担当起方法论的重任?

TOP

续 84#

  深究起来,冯友兰的“负的”方法是有欠缺的。假如像他所说的那样,对于终极性的“大全”或“大一”这样的对象,我们“不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 而只说它不是什么”,这将会产生如下的问题,即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因而这样的“大全”或“大一”仍然保留为未决的、神秘的状态。冯友兰以中国画的画法作比喻,认为这种负的方法就如传统国画中“烘云托月”的手法,虽然本意是要画月, 但画家却只在纸上画一大片云彩, 而在所画的云彩中留下一个圆的空白, 这空白即是月,或者说,这未画的空白处正是由其不是“云”而显出它是“月”。冯友兰本人颇为欣赏类似并不明说的神秘状态,认为哲学的顶点具有某种神秘的性质。

  然而,哲学毕竟与绘画不同。哲学是一种知识,绘画则是一种艺术。在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之间进行类比,可能会产生不当的结果。绘画留下的空白,用以引发观赏者的遐想,这是艺术的一种魅力所在。但哲学不能停留于这样的状态,毕竟哲学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是要有所言说,且具有确定性的。即使按照冯友兰自己的界定——“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③,其目的是确立一理想的人生,这样的反思也不可能只是“不是什么”,否则这样的思想就不是什么思想,而只是一种“无”。假如说有什么我们的“思”所无法言说的东西,那只能说是我们对它还没有想清楚。哲学不能成为一种“猜哑谜”之类的东西。神秘主义不是哲学。即使有些一时说不了的东西,我们也要尽量想办法使其成为可说的,这或者是借助其他手段来进行,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它成为可说的。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诸如宇宙起源这样的“无限者”曾经被看做是不可说的,但是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使之成为可说的。即使是像冯友兰本人曾经认为不可说的“天地境界”,在晚年他也不再把它看作是玄虚的东西,而是更多地从人伦日用方面来看待,甚至把它看作是孔子的“仁”的境界。

  此外,冯友兰将“负的”方法等同于直觉的方法,这也并不怎么恰当。虽然在当代哲学中,直觉方法的作用与有效性的问题是有争议的。实验哲学的产生,其动因直接针对的就是哲学对直觉方法的依赖。但即使如此,直觉方法也并不等于是不界说什么的方法,它是有着肯定的结果,是有所言说的。哲学之“思”可以来自直觉,但其结果必定是有所言说的。不无遗憾的是,假如对于“负的”方法,冯友兰能够进一步思考它的性质,提炼出一个专有的概念来加以界说,尤其是如果能够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方法的反思提炼出来,那么这种“负的”方法的性质将会得到更为准确的刻画,也更能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色。这同中国哲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六经注我”的实践史,但却未能提炼出“解释学”理论的遗憾是类似的。

——陈嘉明: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与反思——兼论冯友兰的“负的”哲学方法
转录于:社会科学哲学与方法论问题(笔谈) 陈嘉明; 应奇; 张留华; 徐竹; 贺敏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5-15
上文链接:
http://www.danganj.net/bbs/viewt ... =page%3D1#pid489995

TOP

发新话题

郑州档案数字化